张有财

茶马互市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中原王朝以茶叶向游牧民族换取中原所缺乏的马匹资源。当然，当时茶叶换取的商品，并不完全只是马匹，还包括动物皮革、牛羊之类等中原所缺乏的东西，游牧民族换取的也不仅仅是茶叶，还包括铁器、布匹和粮食等。茶马互市的传统，由来已久，早在唐代，就有了唐朝通过和回纥、吐蕃用茶叶换取马匹的记录。到了宋代，比之唐朝时期，面对的对手除吐蕃外，还多了辽、西夏、金国等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，其对于马匹的需求量更大，为了解决战马不足的问题，宋代在京城设立了大提举茶马司，专门负责组织用蜀地的茶和西北地区的藏、羌等少数民族换取战马。到了明代，茶马互市制度已经颇为成熟，并上升到了国政的高度，标志着茶马互市走向了巅峰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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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代茶马互市产生的原因

明代是茶马互市的巅峰阶段，明代茶马互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：第一个是明朝内地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经济上互补的需要。内地盛产茶叶，而西北少数民族缺少茶叶，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盛产良马，而内地缺少马匹。由于西北藏族、蒙古等少数民族多是游牧民族，日常饮食以奶类、酥油、牛羊肉等高热量、高脂肪的奶酪和肉食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，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，这些都不利于当地人们的身体健康。地处平原地区的人们主要通过食用蔬菜瓜果来减少热量的摄入，以降低患这类疾病的概率。但是，西北地区特别是生活于青藏高原的藏区气候寒冷，环境恶劣，并不具有种植瓜果蔬菜的气候条件，而饮茶则可以较好改善此种状况。因茶叶中的芳香油具有消食生津、溶解脂肪、降热之效用，自唐代以来，茶叶成为藏族等少数民族每日不可或缺的生活必备物品，正如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蕃人嗜乳酪，不得茶，则因以病。故唐、宋以来，行以茶易马法。”而内地多以农业为主，良马较少，尤其是边防，更是需要大量的战马。明朝初期，为了攻打盘踞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，军队中对于马匹的需求数量很大。而马匹又主要倚仗于藏区，所以政府就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控制。《秦边纪略》载：从“阶州而河州，西而西宁，折而北而庄浪，又西而凉州、甘州、肃州，东而靖虏、宁夏，及于榆林，比边卫也”，茶马两种物资的盈余与短缺，是双方开展茶马贸易的前提条件。以茶叶交换马匹，对双方都很需要、相互有利，如此情状，便在互通有无的交换规律下，形成了茶马互市的必然形式与物质基础。第二个是原因是政治原因。茶马互市贸易最初兴起之时，为民间自由贸易，不受政府管理控制。到了宋朝，虽然政府设置了相关的茶马司机构来管理，但其政治目的并不是十分突出。而到了明朝，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，统治者非常重视对茶马互市贸易的管理。究其原因，第一是为了稳定边境的安全，主要利用西部藏族、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对茶叶的严重依赖，通过茶叶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有效控制，并防止其与占据漠北的蒙古残元势力联合起来对付明王朝，使西部少数民族增强对中央的向心力；第二是军事方面的考虑，主要是从经济上削弱游牧民族，难于对明王朝产生威胁。朱元璋曾说：“盖制戎狄之道，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，我国榷茶，本贸易马，以备国用。”其意思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得的战马，中央用来配备给军队，防御或进攻西部和北部对明王朝怀有敌意的蒙古和藏族部落，以获得边境的安宁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，使“戎人得茶，不得为害，中国得马，是为我利”。正如明代郎瑛所说的“是摘山之利而充厩之良，戎人得茶不为我所害，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。非为马政军需之资，而驾驭西蕃，不能由我边境矣。计之得者，孰过于此哉！”所以明朝实行的茶马互市政策，一方面可以“固番人心”，一方面又可以“强中国”，即在政治、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得到好处。

二、茶马互市的管理

为了加强对茶马互市的管理，明王朝在唐代以来实行的茶马互市政策的基础上，无论从机构设置等制度上，还是在采茶、运输、存储、巡查等环节上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，确保了在政府主导下的茶马互市的正常开展。

（一）设立茶马司，专门负责管理茶马互市贸易

在茶马贸易区，明王朝沿袭了宋代的做法，专门设置了众多“茶马司”这一机构，具体负责管理茶马互市贸易。茶马司设有司令、司丞，洪武十五年改设大使一人（九品）、副使一人（从九品），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，明王朝在秦州（今甘肃省天水市）设立了秦州茶马司，为明王朝设立的第一个茶马司，随后又在河州设立了河州茶马司（今甘肃省临夏市），而后又在洮州（今甘肃省临潭县）等地设立了茶马司，负责以四川、陕西汉中等地出产的茶叶，以交换西北蒙古、藏族等游牧部落出产的马，主要是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。洪武十六年（1383年），明王朝撤销了洮州茶马司，“以河州茶马司总之”。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，时长兴侯耿炳文向朝廷奏言，说秦州距离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路途遥远，游牧民族开展茶马贸易往返不便，明王朝于是将秦州茶马司转移于西宁，设立了西宁茶马司。明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，明王朝根据茶马贸易的需要，又恢复设立了洮州茶马司。茶马司设立以后，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，由明初的秦州、洮州、河州、雅州四大茶马司，后调整为秦州、洮州、河州、雅州和岷州五大茶马司，后又改为西宁、河州、洮州、岷州、甘州、庄浪六大茶马司。其中，河州、洮州、甘州、西宁四个茶马司设置时间最长，终明之世没有多大变化，而河州茶马司因邻近甘青藏区的区位优势，以茶易马的数量最多，在六大茶马司处于中心地位。

关于河州茶马司的具体设立时间、地点和修建情况，明《河州志·官政志》有载：“茶马司，在州南四百步。洪武七年建。大使、副使二员收放茶斤，招易番马，以给边操。”清康熙年《河州志·公署》载：“茶马司，在州南百步，明洪武七年建。大使副使二员，收放茶斤，招易番马，以给边操。正德甲戌御史李润更修厅库，撰碑记。岁久倾圮。万历三年监守通判脱镐议允，除官价外捐俸，委州判赵应魁重修。国朝戊子火，顺治八年，监督府刘世祚重修厅堂、库房。康熙壬子，监督府郎熙漆修茶库二座，重建各库，积储无损。”根据以上记载，河州茶马司设立于明洪武七年，设在“州南四百步”。

（二）设置“茶课司”，对陕西、四川等茶产区进行征税管理

为了保证茶马互市中对茶叶的充足供应，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，户部确定以陕西、四川茶叶易番马，于是在陕西、四川各产茶区设置茶课司，定税额，征收茶叶。《明史·食货四》卷八十《茶法》载：洪武初、定令：凡卖茶之地，令宣课司三十取一。四年，户部言：“陕西汉中、金州……西乡诸县，茶园四十五顷，茶八十六万余株。四川巴茶三百五十户，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。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。无主茶园，令军士薅采，十取其八，以易番马。从之。”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，定税额，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，四川一百万斤。当时明王朝在陕西、四川等采茶区的茶税征收具有非常明显的强制性，对于无主的茶园，都进行了“强采”，这些采茶区采集的茶叶不能用来民间交易，只能卖给官府，然后由官府统一贩卖。且不允许茶户储蓄茶叶，必须把多余的茶叶全部拿出来交给官府，用来换马。如洪武二十一年，四川布政司奏：“朝廷颁定课额，官自立仓收贮，专用市马，民不敢私采。”

（三）茶马互市的制度保障

为了加强对证茶马互市的监督，明王朝建立了茶马互市巡查制度，定期派遣专人对茶马互市开展情况进行巡视。《明史》载，这些巡查一开始每年“三月至九月，月遣行人四员，巡视河州、临洮、碉门、黎、雅。半年以内，遣二十四员，往来旁午”，后来改为“三月一遣”。明宪宗时期，由行人巡视改为专遣御史“巡理茶事”。明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明政府遣御史“巡茶陕西，番人不乐御史，马至日少，乃取回御史，仍遣行人，且令按察司巡察。已而巡察不专，兵部言其害，乃复遣御史”。为了防止边卫吏士对纳马少数民族的敲诈勒索，促使茶马互市进一步法治化，明王朝制定了金牌信符制度。《明史》载：明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，命曹国公杨景隆赉入番，与诸蕃要约，并敕谕各族“往者朝廷有所需，必酬以茶货，未许私征。近闻边将无状，多假朝命扰害尔等，不获宁居。今特制金牌信符，族颁一符。遇有征伐，必比对相符，始许承命，不然则伪，械至京师罪之”。金牌信符由“金牌”“信符”两部分组成，因二者并用而得名。“金牌”以铜制成，长1尺，宽3寸；“信符”以铁制成，长5寸，宽2.5寸。金牌信符的数量，《明会典》载：金牌信符“原额牌四十一面，上号藏内府，下号降各蕃。篆文日‘皇帝圣旨’，左日‘合当差发’，右曰‘不信者斩’。分别颁给洮州火把藏、思囊日等族，牌六面，纳马三千五十匹；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蕃二十九族，牌二十一面，纳马七千七百五匹；西宁曲先、阿端、罕东、安定四卫，巴哇、申中、申藏等族，牌一十六面，纳马三千五十匹。”从明王朝颁发的金牌数量来看，以河州卫和必里卫最多。遇有惩罚调集时，则遣人佩牌持符至所在地勘合。各游牧部落来边关缴纳马匹，需出示金牌信符，两半勘合，才能得到茶作马价补偿。金牌信符制度形式上是差发马，即象征性的实物赋税，实质具有官办茶马互市的性质。金牌信符制度在明洪武年间的推行，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茶马互市，此时西北边茶运销进入了一段非商品化的官运官销期间，金牌纳马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，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效，曾使明王朝获得了大量马匹。仅发给河州卫（当时贵德隶属河州卫）等卫所29族的21面金牌信符，就为明朝政府征集到了7500余匹马。发给西宁卫治下巴哇、申中等部族的16面金牌信符，仅征集到了3500匹马。

金牌信符的颁发使“以马代赋”的制度更加完善，有效制约了官方和地方茶马走私的情况。但是，由于后来茶马比价悬殊等原因，金牌信符也逐渐失去了作用。永乐时期，该制度已经行不通，宣德年间针对茶贵马贱的情况，西北牧民还曾全面抵制金牌纳马制。正德以后，因为受战乱，以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活习性的影响，明朝政府颁发给纳马部族的金牌多有散失。明弘治十年（1497年），经都御史杨一清奏请予以恢复，曾采取用文书代替金牌征集马赋的办法，但收效甚微，直到明朝正统年间，金牌纳马制最终被迫废除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编辑：马宇责任编辑：孔令定